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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笔下的党和红军的风采 -----解读勃沙特的《神灵之手》

时间:2016/12/21 20:44:49 来源: 作者:zL 点击:3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闪现着来自不同国籍的人士,他们后来用文字展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其中最突出有两位,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外,就是1936年4月在昆明郊区富民县赤鹫大村被红军释放的勃沙特了。这是应当铭记不忘的中西人民交往的一段珍贵史料。为此,中共富民县委  富民县人民政府  2014年5月在赤鹫大村的邵家大院旁,矗立着一块高80厘米,宽40厘米石灰石“革命遗址纪念碑  红军释放外国传教士遗址”,碑文对此作了简明记载。但对勃沙特当年随红军从贵州的威宁进入云南的宣威,到曲靖,最后在富民县被释放乃至到达昆明城里四个月后写成《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书稿,年底即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此原版书于1985年被严强、席伟二位发现于山东济南市著名的英属基督教之广智院,并于1989年翻译成中文《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在《贵州文史丛刊》分四期全文刊发,最终由译者交地址在济南市的黄河出版社以《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于2006年9月出版第1版,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图书” ,同时也是该原版著作问世七十周年。此书对红军的指战员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常是精彩的细节激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在当今云南,似乎鲜为人知。因此,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日子里,回顾并解读勃沙特及其著作,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勃沙特及其来华传教简况
     鲁道夫•勃沙特,国籍瑞士,生于1897年5月1日,从小随父母从瑞士移居英国,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圣经大学毕业后,笃信上帝,热爱生活,善于思考,擅长观察和写作。1922年,他受英国基督教会派谴,携妻子来华传教,担任在贵州省镇远教堂牧师。为适应传教需要,他把姓名改成薄复礼。这是他根据自已“波斯哈特”名字的首音和出于对孔子“克已复礼”的名言喜爱,自取名为薄已,字复礼。(引自《神灵之手》一书p233,以下引文同此书,只注页码)由于在贵州多年传教,薄复礼基本学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人们能听懂。中国教友潘文光老人回忆说,薄复礼“为人谦和有礼,博学多才,不苟言笑,急人之难。他有很高的医道,每天早上都有二三十人来找他求医看病。勃沙特被红军带走那年,约有三十七八岁。”(p221)     
     二、勃沙特与红军彼此深化认识的过程
1、勃沙特笔下的红军
     首先,勃沙特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奋斗目标。他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归根结底,俄罗斯是其范本。”(P1) “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它结构简单,埋八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P36)“指导员教大家唱一首歌,名叫《国际歌》,这是新参军的战士都要先学的一首歌。歌中有‘英特耐雄奈尔’这六个字,对这几个汉字组成的句子来历他弄不清楚,他让我解释一下,我想了半天仍不得其解。后来我从共产主义联想到英文‘国际’这个词,这使我豁然开朗,这首歌此后教起来便词曲协调了。”(P44)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英特耐雄奈尔” 就是指共产主义。《国际歌》是法国无产阶级战士欧仁•鲍狄埃(1816---1887)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创作的。这首歌成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歌,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可以给自己找到同志。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p1471,1991年版)
其次,勃沙特看到红军中有坚强的共产党支部组织。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写道:“我了解到,红军中有很多同志都是共产党的成员。党的会议单独开,我们可以看到,但听不到其内容。一群党员要产生一个委员会,并积极发展党员,同时要求党员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偶尔,我们会看到支部找一个同志来,或是围着他谈话,或是选个地方开会,让这个同志参加党。被找的人要正确回答是不容易的,一般会说:‘我不懂。’通常这是会原谅的,因为此后支部将派人找他阐述党的意义。”(P44)“虽然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倒特权阶层’ ,但他们内部却相反,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过,下级的意见也往往被上级采纳。”(P23) 勃沙特的上述话是客观如实的。但他当然不明白坚持党对红军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早就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岗山的斗争》,毛选一卷65----66页,1991年版) 习近平于2014年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首要,是我军的命脉所在。”(人民日报》2016年11月9日第 1版〉勃沙特还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公正和清廉的。被红军扣留后,最初“我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此时,我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给我们松了绑”,“他们发还了我们所有物品,一丝不苟,甚至连我们的银角子都一文不少。”(p3)
其三,勃沙特看到了红军在农村中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政策。“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地主(土豪)家宿营。”红军“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那么按什么区分农民和地主呢?’他们回笞我说:‘按自食其力,如果他雇佣别人为自已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此后,在停留的一天中,红军就用这个‘压迫者。’的鸡、鸭、猪举行了一次盛宴。”(p13)“红军禁止私人在军中使用民佚。他们指责我们使用‘苦力’ 的行为是丢掉了基督的博爱精神。告诉我们今后应学会依靠自己走路,同时,不管多远都得跟上。”(p5)
其四,勃沙特由衷地赞美红军的指挥员。他被红军扣留后,为翻译贵州地图而首先认识了萧克将军。“这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萧克将军把我叫去” ,“他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p7)他也写到了贺龙将军。红二、六军团会师大会。“会场上万人攒动,红旗招展,我们与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二军团合并。贺龙军队衣着更破烂,但军帽和红色标志却十分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合并起来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力量。”(p12--13)“一次行军中,一个脸上长满黑胡子,大约四五十岁,颇有风度的骑马人从我们跟前经过。他回过头来对廖说:‘廖胖子(红军俘虏的一个土豪劣绅,笔者注),最好快点交钱,否则我们就要砍你的脑壳了。’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贺龙将军。”(p15)海曼•贝克尔是英基督教会和中华内地会湘西教区牧师,“贺龙将军曾路过他的教区,参观过那里的孤儿院、医院和学校,对贝克尔先生为改善穷人生活的努力曾极为称赞。”(p32)
其五,勃沙特看到了红军中开展认真而有效的政治教育。“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战士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p16)勃沙特还谈到红军官兵向他学习法文的情况:“我用三种字母写,即大写、小印刷体和手写体。有些人还要求学外文,‘A、B、师(C)’。同志们这样念着,第四个学生还是个指挥官。开始他非常认真,但虎头蛇尾。同志们的精神是令人赞叹的。在这里他们的生活相当紧张忙碌,每天除了出操和练射击外,同时还坚持上课和读书识字。每个集体经常要召开互助会,会的主题大都与我们基督徒那种如何虔诚服务类似,而其他题目同志们则视需要随时而定。任何会议都要围绕会议内容和政治路线进行思考和发言,当然这都要从属于共产主义范畴之内。例如‘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等等。一般他们将被要求当众谈谈自己在地主压迫下的遭遇,然后大家围绕着这些发言。其间,主持会的领导要随时引导大家,指出要点,并在最后作总结。”(P42---43)毛泽东在《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毛选一卷,P64,1991年版)因而是红军不断打胜战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六,勃沙特看到红军严明的群众纪律。为防政府军的飞机,“防空袭时,我们曾隐蔽到一片果林中,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还是老百姓的,红军下令不许摘。后来,一个妇女看见了我们,马上赶来卖柑子。我渴极了,买了一个最大的,一气吃完了。”(P84)当红军沿着通向湖南新晃县的公路前进。公路旁经常可看到卖东西的小贩。战士们经常以糖块来与小贩交换东西。那些糖是以前缴获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存货。”(P106)一次行军时,“我骑的马跛了,必须养几天。于是连长请我步行,并允许我可以与看护我的卫兵不拘队形地行军。一个卫兵不耐烦地催我快走。我很虚弱,无力走快,于是那个卫兵打了我一下。这是红军所禁止的。我坐下拒绝前进。另一个前面提到的卫兵较好,为缓和气氛,解释说:‘他很无知,做得很不好。’那个卫兵向我道歉后,我们又继续前进。”(P99--100)这里生动记述了红军严格执行纪律,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其实。早在1928年3月,毛泽东便开始针对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红军的“铁律”,成为红军不断取信于民,受民拥戴,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1947年10月,解放军总部发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其七,勃沙特在随红军长征中受到了尽可能的关照。他写道,一只鞋坏了,在行军时,“我的右脚只好用布缠着走。后来法官告诉我没有鞋,不过,他要求大家找找。”“几个礼拜日夜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打草鞋,一些人经常哭的原因就是因为脚和鞋的问题。后来,他们给我找来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p11)“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时,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这招致了骡子主人的不满。”(p13)由于长时间紧张行军,“我终于在半路上累昏了,卫兵把我移到路边。”“后来,他们带着两个人和一副担架来抬我,但我仍得继续步行” 。“告诉我,只要我走不动,他们就抬我。”“到了宿营地,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让我慢慢地喝着。”“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危在旦夕。”“一个中国医生前来为我看病,用三个手指搭住我的左手腕,然后是右手。一个卫兵担负熬药,让我服用。”(p38--41)“镇上的一个理发师来为红军理发。‘理平头还是长发?’理发师问。‘平头。’于是理发师用中国方式给我理了发。一个战士惊讶地说:‘你现在真像我们了。’后来,他甚至大胆的叫我‘外国同志。’”(P75---76)“为庆贺我的生日,红军送给我一只活鸭子。不幸地是必须由我来宰和洗净下锅。新年的聚餐,包括我们这些犯人,大家都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肉。”(p104)
    2、红军逐步认识了勃沙特
首先,萧克将军深切感谢勃沙特帮助了红军和赞誉红军。萧克将军早在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是红军高级将领之一。他说:红军在贵州的“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在之前,红军没有军用地图,只能使用一本中学课本中的地图,一点都不精确,给部队行军打仗带来了极大困难。他为此请教了勃沙特即勃复礼。因为他在贵州传教已十二年,能讲一些汉语还认识不少汉文。“勃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这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十八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p185---186)
其次,红军释放勃沙特的原由。萧克将军最早告诉勃沙特要释放他“这惊人的消息”:“ 我们决定对两个外国人做不同的处理。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平等地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明天给你自由。”这里说的另一个外国人是德国人神甫。(P145)在具体释放的时候,红军保卫局长吴德峰宣读了一份关于释放声明的文件,与萧克将军对勃沙特口头说的基本一致。萧克将军在本书“代译序” 里又说:“薄复礼先生在书中所讲的有些是不准确的。比如说红军为什么能放他,他说是因为上帝在救他。其实是我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缘故。”“因为这时期,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及中央抗日反蒋的总方针下,从思想上认识到要团结更多一些人,要搞统一战线,尤其是中央发出‘八一宣言’后,我们就执行得更自觉了。到昆明附近,就无条件让他回去了。”(P7)这里说的“八一宣言” 即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毛选一卷161--162页,1991年2版)
其三,萧克将军说勃沙特值得敬佩和交往。他说:“从生产方式理论与性质出发 ,阶级是对立的,但作为具体的个人来对待时,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互相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过去我们曾存在‘左’的观点,非革即反,非反即革”,“不知吃了多少亏。”“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代译序p5)
其四,五十年后萧克将军与勃沙特重新取得了联系。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老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1993)来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信给我,询问一位当年曾为我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我马上给索尔兹伯里先生回信,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结果时隔50年后,我们音讯再通,重叙了当年佳话。“索尔兹伯里先生办事很认真,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转达了我的问候。而且还带来了薄复礼的问候。”“我于一九八六年五月,曾通过外交部门,向薄复礼去信,表示问候。前不久,我托人转送给他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画册。我转告他,五十年前,他接触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如今已大变样了,虽然他已经不可能来中国看看,但从这本画册中也可知其概貌。”(代译序p3--4)
三、《神灵之手》的宝贵价值和局限性
其一,本书是进行红军长征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它对于研究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某些重大活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直到现在,除了能从部分老红军,以及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当年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能从亲历红军长征的勃沙特的本书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是多么的珍贵。他从一个基督教徒,在精神上是中国革命的“局外人”, 以传教士的视角,真实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红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工作艺术,特别是他对红军指战员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艰苦奋斗精神、严守纪律风范、自我牺牲品质的赞美,对优待俘虏的敬佩,其真实性和新鲜感是不言而渝的,内容如此相当丰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如果他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是万万做不到的。这一切表明,党和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统一战线工作的确是一个革命的重要法宝。
其二,本书是研究中国人民对外关系史的一本独具价值的参考书。因为书中记述了新西兰、加拿大、瑞士、德国在贵州的传教士被红军俘获到释放的过程,
其三,本书是别具散文韵味与美学价值的纪实传记文学作品。因为全书文笔生动、流畅、简洁,是对红军指战员,包括女同志,有名有姓的记述与刻画,富有个性,多么活灵活现,跃然于纸上,让读者难以忘怀。
 其四,本书的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勃沙特在本书的结尾,感触颇深地呼吁:“我一个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徒们能像红军那样遍布贵州的山山水水,遍及中国;并以红军的那种简练有效的方法,使人们丢弃幻想,皈依基督。”(P167)他实际上是鼓吹要关爱穷困的民众,并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做好基督教义的传承工作。
 其五,本书甚至作出了与我们愿望相反的武断而错误的判断。勃沙特在既讲了红军的好话外,也讲了某些带有幻想的坏话。他说:“当我在共产党人中间时,我的行为感召着他们的心灵,启迪他们对上帝的认识。”(P140)他还说对中国劳苦大众来说:“基督精神是他们这些生活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之下人们的唯一的希望,而不是共产主义。”(P167)今天对此应有博大的胸怀和唯物史观的头脑,尊重历史,以敬畏和自信的心态,还原长征,以再现那段荡气回肠的记忆,防止以现代观念去衡量和裁割历史。须知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
其六,本书问世后当年影响不大的原因。问题出在书名明显带有宗教色彩,未标明与红军的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认为是纯粹宗教方面的书籍。
总之,我们应当多从积极的意义去看待勃沙特及其著作《神灵之手》。一位西方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的古人也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长征的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李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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