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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教授日常生活剪影 从教授们的行路难说到今日昆明交通的改“天”换“地”

时间:2015/12/17 9:33:28 来源: 作者:zl 点击:147

七十来年前,或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昆明城不大,就是今天的一环路以内;人口也不多,大概30万。人少地小,交通不是个问题。但随抗战军兴,内地机关、学校、人口不断迁入,原本不是问题的交通慢慢变成了问题。

当年的昆明,代步的方式不多,步行是人们外出的主要方式。一般老百姓如此,教授、作家也这样。

联大学生进城靠步行,出校门上凤翥街转文林街,经府甬道下西仓坡穿过翠湖上青莲街(今翠湖宾馆北侧)抵华山西路、南路下马市口。然后,逛书店的去光华街,看电影的直奔南屏、大光明(今“星火”)。老师们也大体如此,有急事才坐人力车。

住在城里靠步行问题不大,住在城外的麻烦就大了。飞虎队来昆之前日机空袭频繁,拖家带口的教授们疏散到郊、县。郊、县当然也有远有近,远的每天跑不可能,一般的做法是头天下午进城(学校为教授们在城里安排有单人房间或床位,或自己想法解决),第二、三天集中上课,课完当天下午返回郊、县的家。外文系教授冯至起先住平政街节孝巷,后迁金殿背后的杨家山林场,往返都要走今天的穿金路、菠萝村然后上山。闻一多、朱自清住在司家营(龙头村以南),路比冯至还要远,好在不爬山。估摸着算,从司家营到联大,起码有10公里的路够他两位走的。

由于日机空袭,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为此学校决定对上课时间作些调整,所有的课都在早上7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才能避开中间那一段危险的时间。这么一调整,当天跑来回的教授更辛苦。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一度避居北郊棕皮营(比朱自清、闻一多住的司家营还远一公里),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起生活(住耳房),大清早就得上路十分辛苦。林徽因在一封给他们共同的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中说,“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有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

社会学系潘光旦教授(兼任过系主任和联大教务长)更艰难,由于读清华的时候踢足球伤了一条腿,以后走路总架着拐子。起初住翠湖边的学士巷还问题不大,后迁居西郊大河埂村就麻烦了,那里距联大9公里。学生们既服膺老师的渊博,更钦佩老师献身教育的精神。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潘光旦先生拄着双拐费力地走向郊区的情景。”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原住翠湖北路周钟岳公馆,1940年秋冬间疏散到昆明北郊岗头村,北大在那里盖了一些平房专供北大教授作为躲避空袭的避难所。岗头村(前几年云师大的龙泉校区就在那附近)距联大约5公里,从村里赶去学校上课,加快步子走也得个把小时,为不误时,吴大猷早上5点多就得起程,6点3刻左右到达学校,7点准时上课。每天下课后就顺围墙外的铁路走到莲花池,再坐马车回岗头村。

据杨振宁回忆:
 

我们上课因为怕轰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吴先生常常跟几个学生讨论,……而且常常是一边走一边讨论。因为他要赶马车回岗头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的西北角,一个小门外面,有一个[条]很长的轻便铁路,我们就站在校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实在是非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那条铁路走,……然后坐晚班的马车回去。

吴大猷坐马车是顺着今天的民院路、教场东路经马村到岗头村的。抗

战时期我家从城里疏散到马村,我还在马村小学读过两年书,其间还曾顺着那条老公路步行到岗头村参加“会考”。那时人太小,哪里会晓得岗头村住着那么多的大教授,更不知道那些大教授正培养着中国科学的一批希望之星。

当时的昆明毕竟已是一个现代城市,代步的方式虽少却尚可勉强应付。第一是自行车,昆明叫单车。当时单车虽未普及却也非希罕之物,中上人家有单车的不少。一般人家买不起还租得起。那时到处有单车行,租车、修车一体化,不少青年都是租车来学来用,印象中似乎不贵。联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好些的都在文林街、钱局街、翠湖一带租房住,进校、上街骑单车的也有,很爽很拽的样子。

单车之外就是人力车,北方叫洋车,昆明叫黄包车,反正就是骆驼祥子拉的那种。黄包车有点贵,一般人没有急事不坐。大些的路口常有车停着等客,一喊就应。近日楼那边常有许多车一字儿排开等客,那里是市中心,车也讲究些。这里说的近日楼今已不存,其址位于“昆百大”东侧,不是前些年在东寺街那边做的“近日楼”,那是假的,位置不对样子也不对。

清华校长梅贻琦住西郊龙院村(今商学院附近),进城回校常坐人力车。读其日记,如:“午饭后稍休息,三点前坐洋车赴校,……四点到校”。“自早天阴颇冷。午饭后三点一刻乘人力车返城内,途中细雨渐大,幸出门时携一毛毯,车中遮盖颇避湿冷。四点十分到新校舍办公,六点返家,雨已止矣。”从龙院村到联大55分钟,车夫跑得够快。

更上两层楼的当然是私家小轿车了,那绝对是奢侈品里的奢侈品,不似如今车多如蚁。联大的几位校长都没汽车,龙云特将自己一部深蓝色的福特让北大校长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使用。蒋起先住正义路邱家巷2号,后迁岗头村自建房。龙的车蒋没怎么用。

当时昆明已有车行从事汽车出租业务,服务对象是那些买不起汽车还租得起汽车的上层人士。南屏衔的昆明大旅社是昆明第一家集住宿、沐浴、餐饮和汽车出租为一体的综合性旅社。

外文系吴宓教授日记有录。某日,两位法国军官在厚德福菜馆宴请云南大学法籍教授邵可侣全家及吴宓。吴记主人“以汽车接,……复以汽车送归”。算是上档次了,记上一笔。其时法国已被德国占领,政府流亡英伦。法国原驻昆领事馆已不存,但文林街小吉坡有自由法国抵抗运动驻昆办事处,设宴的两位法国军官想必是该办事处官员。小吉坡那地方20年前我去看过,是一处中上人家的四合院,不可能停车,他们接送客人的车应该是租用的。

一般人是租不起小轿车的,好在有坐公共汽车的机会。据史料,昆明从1929年起就开办市郊公共汽车,市内则晚至1942年才开办。中文系教授王力住北郊龙泉镇棕皮营。王先生宽裕一点,以车代步多些。从近日楼乘市郊车回龙泉镇(终点站,离住地棕皮营不远)算比较方便了,却也不轻松。王力有感于等车费时挤车困难,还写过一篇叫《公共汽车》的杂文讽刺了一下。先说“最近因为迁居乡下,每星期须坐几次公共汽车”。接着抱怨等车所需要的耐心竟比“人约黄昏”的耐心还要大,禁不住来几句骈文自娱:“月断天涯,但瞻吉普;望穿秋水,未见高轩。候车近日,有如张劭之灵;抱柱移时,竟效尾生之信。”吉普指车而非专指吉普车;高轩亦指车。近日即近日楼,当年开往郊区公共车始发站。张劭乃汉代人,与范式友好,死后托梦给范式。发丧时张劭灵柩不往前走,等范式到了灵柩才前进。尾生乃古之信士,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相见,待之不至,遇大水,抱桥柱而死。如此这般。这么写自然也有趣,却也不免文字游戏之嫌。

城里的公共汽车只有从东站(拓东路东口)至西站(今西站立交桥处)一条线。据吴宓日记,某日傍晚偕女友从近日楼上车至西站(经正义路、华山西路、青云街、文林街、龙翔街)赴宴,两张车票10元。其时破酥包子2元一个,南屏电影票每张10元,早点(糯米饭、豆浆)5元,火腿蛋炒饭14元一盘。据此估量,从市中心到西站票价5元偏贵,但有事坐一下也问题不大。

像呈贡那样的远郊就以坐小火车为佳,当时沈从文、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他们都住在呈贡,往返都坐火车。却也有不便之处,因为呈贡车站离县城还有好几公里,那段路还要找马骑,好在有赶马人等着。云南马矮,好骑。冰心在一篇怀念友人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散文中,写到先生吴文藻带客人来度周末的情形:

 

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都走到城搂上去等候吴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得得的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都拍手欢呼起来。

 

虽说辛苦,却也有趣。

专门骑马的有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他疏散到西山脚下的龙门村(即山邑村),离校虽不及呈贡远却也不近,他在城里住两天集中上课,来回都骑自备的马,到校后马拴在一定的他方,学生见他的马就晓得周先生来了。

自从飞虎队来了以后,昆明安全形势日渐好转,疏散乡下的教授们有的住了一两年,有些三四年也就回城了,城里毕竟方便得多。中文系沈从文教授不同,一家人在呈贡住了六年多。沈先生两头跑,三天左右在昆明上课,另外几天去呈贡团聚,挺麻烦的。也许作家更需要接地气吧,沈从文对这种常年奔波式的生活还挺适应,且常有好心情。他从县城骑马去火车站别有一番风味:

 

由呈贡赶火车进城[昆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

 

这写的是距官渡已不远的跑马山一带,一派鸟语花香。其实沈从文对昆明自然环境的关注远不止于一般赞美。他在给大哥的信中不仅说昆明气侯如何“四时如春”,滇池如何“清澈照眼”,“滇池边山树又极可观”,而且极有国际眼光,说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若由外人建设经营,廿年后恐将成为第二个日内瓦。与青岛比较,尚觉高过一筹。将来若滇缅车通,滇川车通,国际国内旅客,久住暂居,当視为东方一理想地方”。沈从文说此话是1939年,看问题竟如此超前,只可惜限于当时种种条件,尚“不足以言此远大计划”。

当年的滇池何止“清澈照眼”,而且有着老式的“舟楫之便”,不光可以从西山脚的高峣乘船至篆塘,还可从草海边上船直达金碧路。(信不信?)当时昆明文协主席、云南大学徐嘉瑞教授疏散到滇池东岸的福海村韩家湾,那里比人们熟知的庾家花园要远一些。徐嘉瑞住在韩家湾研究花灯艺术(联大中文系游国恩教授其时亦寄寓徐宅,分住上下楼),回城坐船从西坝河绕到玉带河至鸡鸣桥,一上岸就到市中心昆华医院了,徐家有人在岸上等着。那时昆明生态好,河水清清的到处可通船。

应该说,论生态确实今不如昔,而论交通,那可是昔不如今。市区、市郊的交通已如前述,出省的交通更是难上加难。先说乘飞机之不易。巫家坝机场虽为战时中国进出之门户与枢纽,而实际上航班不多,有时飞机从缅甸经昆明飞重庆,下客不多,票极紧张,买到票何时登机还是变数,得随时等候通知。其时航空公司设宝善街今“飞虎楼”。1941年5月梅贻琦校长因公赴渝:“下午三点航空公司有电话来,乃携行李乘人力车赶去,……三点半由公司到机场,四点三刻飞机自[缅甸]腊戍飞到,因机中乘客多未下来,只能有二人由昆搭上,公司乃请余与一宋某军官上机,而行李复不能携带,虽甚不便,仍当以得登机为幸耳。”(见梅日记)

再看吴宓教授去四川,时1944年,托多种关系才得搭便车的机会。岂知走的那天,赶到上车地点东寺街西寺巷英军车站才得知延期一天。且看吴先生记:“是日天大晴,宓再留一日,如囚之得赦而缓刑者,可以休息,意甚欣畅”。第二天是真走成了,三个毕业留校的老学生送老师到东寺街车站。车是烧酒精的军用卡车(战时汽油短缺),吴宓未得坐驾驶室,只能与一干杂人坐在盖有布篷的车厢,两个汽油木箱上铺块毯子就算椅座了。好在吴宓心情还可以,不计较。但也挺艰难的。

 

宓坐毯上,面车后,逆行。……车初行市中,宓觉高而危,且震荡,颇患晕眩。几欲下车,止吾行,但强忍。及出市外,离昆明渐远,道平。车行速,而少颠震。宓目光亦习于动变,渐觉安适矣。……车行益速,宓已惯习。又新得一法,以左肘倚植立之酒精大圆桶上,右手握挂篷内铁圈之绳结,左右足抵立地板上。遇有震簸,则托体重于四肢,而以全身悬挂空中,且随车之颠簸,而上下吾身,如乘马然,借免臀碰头触。既获此法,不畏车之震荡矣。……

 

这不是很像身穿破盔烂甲骑着瘦马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吗?

以上为70多年前昆明交通的情形。新中国建立65年来,尤其是新时期这30多年,昆明交通大为改观。高速路通全国极便。至于铁路,沈从文设想的“滇川车通”早已不是问题,而今包括“滇缅车通”的泛亚铁路建设正积极推进中。民航的发展更是神速,长水机场日吞吐量8万人次(春节、暑假期间超过10万人次),成为我国五大航空港之一。目前国际航线虽多但大体限于亚洲,据报道今年底将开通直飞巴黎的洲际航线。昆明地铁建设更让人兴奋。从当年闻一多、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住的龙泉镇,到沈从文、费孝通、吴文藻、冰心他们住的呈贡,从北到南四十多公里,六七十年前得先乘公共汽车进城换人力车,再转小火车到呈贡站找马骑,如今乘地铁80分钟已可直达。要说昆明交通的巨变,说改“天”换“地”是一点不带夸张的。当年的联大教授们如泉下有知,想必会含笑祝福他们生活过八九年的老昆明,含笑祝福他们似曾相识却又感陌生的新昆明。

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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